1956年，钱学森配备一辆蓝色轿车当专车，此车全北京就两辆，聂荣臻：赶快换掉！
当时的国防部刚刚成立第五研究院，任务就是搞导弹。钱学森是副院长，也是技术负责人。王诤负责行政，是红军通信兵出身，政治上让人服气，技术上他自己也清楚不是行家。
新中国刚立起来，一切从零起步，外行管内行的事不少见。聂荣臻是主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对这点心里有数。
早些时候，聂荣臻听汇报时发现个问题，每次王诤先说完，钱学森就不说话了。技术问题没人敢和王诤争，气氛很别扭。
一次会议后，聂荣臻单独把王诤留下，说：“技术的事要听钱学森的，你是党内老同志，也要支持科学家。”
王诤点头，说以后工作顺序就按这个来。
后来事情真变了。开会时，钱学森先说，大家也都开始把技术问题直接交给他。他从不多话，但讲的每一个词都扎实。渐渐地，不管火箭推进、气动设计，甚至计算模型，全都绕不开他。也
就是那一年，五院确定了“东风”系列导弹的研制方向。
回国的事，钱学森从来不爱提。1950年准备从洛杉矶走，被美国人关了五年，说他知道的太多。那几年，美方连他在大学的教职都给撤了。中方不停交涉，1955年才让他走。
那年10月，他到了北京。下飞机后，周恩来安排专人接待。
生活上，安排也得跟上。钱学森每次去五院都要临时叫车，聂荣臻担心安全，说得配专车。秘书范济生找来一辆美国造的天蓝色轿车，北京城当时才两辆，一眼就能认出来。
不久后，一次开完会，聂荣臻目送钱学森上车，脸色突然变了。他转头对秘书说：“换掉。太扎眼了。”秘书不懂，聂荣臻低声道：“钱学森的价值，比这车高得多。现在盯我们的人多，越高调越危险。”
很快，这车就换成了普通的黑色轿车。黑车在当时北京满街都是，再没人多看一眼。从此钱学森外出安稳低调，继续在实验室、计算室、风洞里埋头做事。
那时候，没人知道两年后他会亲手主持“东风二号”的气动力设计；更没人想到他写的系统工程报告，成为中国战略科技规划的开端。
1966年，中国第一枚核导弹试验成功，技术骨干名单上第一个就是钱学森。没有宣传，也没有照相。他本人只在报告后写了一行字：“模型合理，数据稳定，可以投入生产。”
钱学森没讲过什么豪言壮语。别人问他为啥回国，他只说：“我是中国人。”
那辆蓝色的车，后来没人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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