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近期美以伊冲突升级。从战争烈度和影响范围看，已经超过1980年来历次中东地缘变局；从霍尔木兹海峡“梗阻”以及对全球能源、航运的影响来看，甚至超过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短期，油价的“应激反应”可能尚未完全平息，但更重要的是，中长期，中东能源安全性受到挑战。可以说，市场一段时间内都需要为能源远期价格支付可观的“新风险溢价”（参见《如果油价居高不下…》，2026/3/10）。所幸的是，相比1970年代，全球产业结构变迁、能源依赖度下降，但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变局和产业结构裂变带来的巨大投资需求，传统能源安全性下降无疑令资源品更为紧缺（参见《更“耗材”的全球投资周期意味着什么？》，2026/1/19）。本轮军事冲突仅进行2-3周，很多中长期影响尚未显现。本文回溯70年代石油危机后各国的政策应对以及中长期经济结构变化；作为研究本次冲击长期影响的一个起点。
一、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始末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3年10月至1974年3月，主要是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对以色列、以及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国实施石油禁运，并大幅提高原油价格，布伦特油价累计上涨3.8倍。第二次石油危机从1978年10月持续至1980年11月，源起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爆发，全球原油产量大幅下降约19%，布伦特油价累计上涨2.3倍。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70年代全球主要经济体均陷入滞胀
二、复盘1970年代的政策应对及效果1970年代各国政府早期以各种形式的价格管控、需求管理（包括货币紧缩）、甚至出口管控等应急措施为主，但一些出口管控措施较长时间后才淡出。中长期，各国加大能源储备，并大力提升能耗效率。IEA 和各国披露原油储备2026年已增加至18亿桶（IEA成员国储备12亿桶，政府战略储备6亿桶）。同时，产业升级、服务业发展和能源转型共同推动下，全球节能转型成果斐然：单位GDP能耗从1980年至2024年累计下降6成。具体政策分三类：
1) 价格管控：用行政手段干预能源价格，但压低增长，扭曲分配、引起较大效率损失，且不利于出清。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率先执行此政策。
2) 需求管理政策聚焦直接降低能源消费，借助行政强制手段压缩交通、工业等领域能源需求，甚至对能源执行配额管理，手段可谓五花八门。货币紧缩也总体从属这一大类。需求管理短期控价有效、但社会成本较高、效率损失较大——1973年美、德、日、英、法等国都曾采取类似措施。
3) 能源效率政策通过技术推广、标准制定、结构调整等方式，中长期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与能源结构转型，降低能源依赖，日本、德国是典型的成功代表。多年之后，美国页岩油的突破也部分归功于能源战略转型。此类政策长期对经济提速增效大有裨益。
各国应对措施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危机恢复速度、经济增长动能和能源安全韧性的分化。注重市场化改革、技术创新及结构转型的经济体（如日本、德国），不仅更快化解危机，还培育了新的增长优势；过度依赖行政管控、忽视长期转型的经济体（如英、美早期），则面临通胀反复、增长乏力的困境。
三、历史虽难以复刻，但会押韵近期，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实施价格干预和需求管控政策，高油价的社会成本和增长冲击已开始显现。如果石油出口国（如美国）为了本国利益重蹈出口管控覆辙，则可能进一步推升其他地区需求缺口，并压低美国企业利润。中长期，此次美以伊冲突可能会加速各国几方面政策调整：1）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2）进一步增加战略储备，3）加速向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转型。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领先全球，未来能源成本优势有望扩大，危中有机。
正文
一、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始末此次美以伊冲突对全球能源、航运的影响可能超过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自今年2月28日美以联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原油价格已累计上涨43%，涨幅已超过俄乌冲突爆发初期的32%（图表1）。考虑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物理性封锁状态，且随着美以伊冲突持续升级，市场对战争延续/霍尔木兹海峡梗阻的时间预判一直在延长，远期油价曲线也大幅上扬（图表2），预计油价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居高不下（参见《如果油价居高不下…》，2026/3/10）。虽然相比50年前、全球经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度已经明显下降（如1970-2020年间，全球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计下降52%），但鉴于这次对全球能源和其他物资的冲击可能不亚于、甚至高于1970年代，彼时的历史经验仍值得借鉴——且借鉴的意义不止于短期变化。在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期间，供给扰动导致国际油价均上涨数倍。具体看：
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在1973年10月至1974年3月，主要是由于石油价格大幅上涨引发的危机。随着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对以色列、以及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国实施石油禁运，并大幅提高原油价格，由此布伦特油价从1973年9月的2.7美元/桶累计上涨3.8倍至1974年3月的13美元/桶（图表3）。
第二次石油危机从1978年10月持续至1980年11月，源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爆发，主要是由于石油供应大幅下降引发的危机。随着1978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政局动荡导致伊朗原油产量锐减，从1978年9月的609.3万桶/天降至1979年2月的72.9万桶/天，降幅达536.4万桶/天，约占全球消费量的8%（图表4）。此后伊朗原油产量有所恢复，但尚不足此前高点的七成。随着原油供应量下降，布伦特油价从1978年9月的12.8美元/桶累计上涨2.3倍至1979年11月最高的42美元/桶。随后1980年9月两伊战争爆发，伊朗和伊拉克原油产量再度大幅下降，截至1980年10月，两国原油产量较短期高点的降幅分别达88%、96%，两国原油产量合计降幅达724.2万桶/天，1980年4季度全球原油产量大幅下降约19%，由此布伦特油价从1980年9月33.4美元/桶的低点再度上涨22%至1980年11月的40.9美元/桶（图表4）。
以两次石油危机为导火索，1970年代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陷入滞胀，集中表现为通胀大幅上行、工业生产萎缩、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由于二战后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基于凯恩斯主义、实行财政与货币双宽松的宏观政策，在1960年代中后期，各国已相继出现失业率与通胀率同时上行的情况，而1973年开始的两次石油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各国滞胀的局面。具体看，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财政与货币双宽松的背景下，石油价格上涨大幅推升全球通胀。随着1973年10月石油价格跳涨，美国、日本、英国CPI同比应声上行，曾一度分别达到12.3%、24.9%、24.5%的高位，且呈现较强的粘性（图表5）。到1978年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各国积累了一定的应对危机经验，通胀上行幅度低于1973-75年间，但美国、日本、英国CPI同比仍分别攀升至14.8%、8.7%、17.8%的高点。
两次石油危机引发的成本冲击导致全球工业生产明显萎缩。由于是首次发生，第一次石油危机对全球工业生产的冲击更大，如短短一年半的时间，美国、日本、德国工业生产分别累计下降13.2%、18.3%、10.6%（图表6-8）。相比之下，第二次石油危机对全球工业生产的冲击幅度更小、但更持久，部分是由于各国积累了一定的应对经验，如美国工业生产曾在1980、1982年两次出现收缩，1980-82年德国工业生产的下行时间也较1973-74年更长，而1980-81年日本工业生产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受益于日本企业的节能化、技术化转型。
随着工业竞争力走强，第二次石油危机对日本和德国经济增长的冲击远小于美国。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美、日、德等实际GDP同比增速均出现明显下行（图表9-11）。然而，随着日本企业节能化转型、以及日、德工业竞争力上升，日本和德国受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冲击远小于美国，如美国经济分别在1980年1月、1981年7月两度陷入衰退，而日本经济增速仅放缓4.4个百分点，远低于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的降幅9.3个百分点，虽然德国经济增速在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的降幅相当，但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德国实际GDP增速的低点-1%、要高于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的-2.3%。
二、复盘1970年代的政策应对1970年代各国政府早期以各种形式的价格管控、需求管理（包括货币紧缩）、甚至出口限额等应急措施为主，但一些出口管控措施较长时间后才淡出。中长期，各国加大能源储备，并大力提升能耗效率。例如，IEA 和各国披露的原油储备2026年已经增加至18亿桶（IEA成员国储备12亿桶，其中政府战略储备6亿桶）。同时，产业升级、服务业发展叠加能源转型共同推动下，全球节能转型成果斐然——单位GDP能耗从1980年至2024年累计下降58%。具体政策分三类（图表12）：
1) 价格管控：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能源市场价格，但一般会降低增长，扭曲利润分配、造成较大效率损失，且不利于市场出清。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美国率先实施价格管控。
2) 需求管理政策：聚焦直接降低能源消费，借助行政强制手段压缩交通、工业等领域能源需求，甚至对能源执行配额管理，手段可谓五花八门。货币紧缩也总体从属这一大类。需求管理短期控价有效、但社会成本较高、效率损失较大——1973年美、德、日、英、法等国都曾采取类似措施。
3) 能源效率政策：通过技术推广、标准制定、结构调整等方式，中长期推动能源利用效率提升与能源结构转型，降低能源依赖，日本、德国是典型的成功代表。多年之后，美国页岩油的突破也部分归功于能源战略转型。此类政策长期对经济提速增效大有裨益。
（一）美国：从应急行政管控到构建市场化能源安全体系
作为当时全球最大石油消费国与进口国，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启动价格管控，并配合实施一系列严格的需求管理措施，主要包括：
1) 率先实施价格管控。1973年11月出台《紧急石油分配法案》，将石油划分为“旧油”与“新油”两类——“旧油”指1972年已投产油田的产量，价格被强制限制在5.25美元/桶，仅为当时国际市场价的一半；“新油”则允许随行就市，以此在保障基本供应的同时，保留部分市场激励。
2) 为配合价格管控，政府还实施严格的配额分配和出口管制制度。优先保障居民供暖、公共交通等民生领域，对工业用油实施“阶梯减量”，高耗能产业首当其冲。美国于1975年出台《能源政策和节能法》，开始严格限制美国原油出口。
3) 在需求端，美国推出一系列强制性措施。全国高速公路限速55mph（约89km/h），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测算，这一政策可降低汽车燃油消耗15%；民航航班燃油分配量削减10%，航空公司不得不通过合并航班、调整起降时间减少空载消耗；家庭与商业场所取暖油供应削减15%，部分州甚至立法规定室内供暖温度不得超过20℃；尼克松政府推出车牌奇偶分流加油规则，车牌尾号为单数的车辆仅限每周一、三、五加油，双数尾号车辆仅限每周二、四、六加油，周日加油站统一停业歇业。此外，货币紧缩也总体从属需求管理措施，初期为避免经济衰退，美联储货币紧缩政策相对犹豫，政策利率从1973年的5%逐步升至1974年的13%，但紧缩力度未能有效遏制通胀，1974年CPI同比突破11%，真实利率下行甚至转负，政策陷入“滞胀”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上述管制措施引发了较大的民意不满。1974年2-3月，25%的美国民众将“能源短缺及相关管制”列为“国家最严重问题”，仅低于通胀（32%）；42%的民众认为管制措施带来的“生活变化主要是负面的”，仅18%认为有正面影响。
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美国政策方向发生转变，从行政管控转向市场化改革和能源转型。价格管控的弊端在第一次危机后逐渐显现：低油价导致国内石油勘探投资锐减，1973-1978年美国原油产量年均下降2%；加油站排队现象频发，1979年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限购10加仑”的极端情况；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石油进口依赖度不仅未降，反而因需求刚性从1973年的36%回升至1976年的40%。为此，美国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政策方向发生转变：
1) 美国政府逐步放松价格管制，1980年先解除“旧油”价格限制，1981年完全取消所有石油价格管控，让市场定价机制重新发挥作用。
2) 供给端启动“能源安全战略”，加快阿拉斯加输油管道建设（1977年投产），新增本土原油供应日均100万桶，同时设定石油进口“红线”，要求进口量永久不超过1977年水平（日均850万桶），新增需求完全通过本土增产与节能满足。多年之后，美国页岩油的突破也部分归功于能源战略转型。
3) 需求端推出“全民节能计划”，通过税收补贴鼓励居民更换节能家电、安装太阳能设备，同时立法强制公用事业公司10年内将石油使用量削减50%，推动其转向煤炭、天然气等本土储量丰富的能源。此外，货币政策层面，1979年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后，启动“紧缩周期”，通过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M1增速从1979年8.5%降至1981年5.1%），将联邦基金利率推升至20%的历史高位，尽管短期内导致1981-1982年经济衰退（GDP增速-1.8%），但成功压制了通胀预期，为后续能源市场化改革创造了稳定环境。
（二）欧洲国家：需求调控与区域协同为主，并加快能源自主进程
欧洲国家因石油进口依赖度极高（1973年德国、法国石油进口依赖度超过90%，英国为75%），且经济一体化程度较高，政策呈现短期严格需求管控、中期加速核电替代、到长期区域能源合作的递进特征。
第一次危机爆发后，德国政府迅速推出严格的需求管控政策，主要包括：
1) 交通领域“无车星期天”政策，1973年11月至12月期间，全国4个周日禁止私人汽车上路，仅保留救护车、消防车等应急车辆，这一措施使周末石油消耗量骤降40%，有效缓解了供应压力。
2) 民用领域实施严格的温度管控，强制家庭、办公楼室内供暖温度不超过18℃，商业场所晚间关闭非必要照明，违规者面临高额罚款。
3) 产业领域，德国对钢铁、化工等高耗能产业实施“能源配额管理”，根据企业产值核定能源使用额度，超额部分加价50%，倒逼企业减少石油消耗。为应对区域供应中断风险，德国还与法国、荷兰建立“石油共享机制”，约定若任一国家面临供应短缺，其他国家需按比例调配石油储备，初步形成区域协同应对能力。
第二次危机时期，德国政策重心转向能源自主与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
1) 推出“能源自主计划”，将核电作为核心替代能源，目标是将核电占比从1973年的11%提升至1985年的30%。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简化核电项目审批流程，加大财政补贴力度，1973-1980年累计投入200亿马克用于核电站建设，1980年核电装机量较1973年增长2.2倍，达到1200万千瓦，石油占能源消费比重从1973年的40%降至1980年的32%。
2) 进一步强化产业节能，对高耗能企业实施“节能改造强制令”，要求1980年前完成余热回收、设备更新等改造，政府提供30%的改造资金补贴。
3) 通过税收政策引导能源消费，对汽油、柴油征收“能源税”，税率随油价上涨动态调整，既抑制不合理需求，又为新能源开发筹集资金。
4) 在区域合作层面，德国积极推动“国际能源署（IEA）紧急共享协议”，承诺储备90天石油消费量，并与周边国家建设跨境天然气管道，减少对石油的单一依赖。
英国的政策路径因北海油田的开发而呈现先被动管控、后主动增产的特点。第一次危机爆发时，英国正面临煤炭短缺（矿工罢工）与石油进口中断的双重困境，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对严格的需求管控，包括：
1) 推行“三日工作周”政策——工业企业每周仅允许使用3天电力，商业场所18点后停止供电，这一极端措施虽短期内降低了能源消耗，但导致工业产值骤降，经济陷入衰退。
2) 限制能源价格，对居民用电、用气实施“阶梯定价”，基础用量保持低价，超额部分加价50%。
3) 削减军事用油15%，优先保障民用供应。
到第二次危机时期，北海油田的开发成为英国能源政策的转折点，主要体现在：
1) 通过北海油田主动增产，1975年首口油井投产，1980年本土原油产量达日均150万桶，石油进口依赖度大幅下降。
2) 启动能源企业私有化改革，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BNOC）部分股权出售，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3) 取消“三日工作周”，但保留对高耗能产业的“能源使用税”，通过市场与行政手段结合，优化能源配置效率。
4) 加强与挪威、荷兰等北海沿岸国家的合作，共同开发油气资源，构建多元化的供应体系。
法国则是以核电为核心构建能源安全体系。第一次危机中，法国实施“石油配给制”，通过“配给券”控制居民用油，私人汽车每月限量供应20升，同时强制工业企业节能20%，未达标企业限制天然气、电力供应。为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法国与阿尔及利亚签订长期天然气供应协议，每年进口天然气量从1973年10亿立方米增至1974年30亿立方米。
第二次危机时期，法国进一步推进“核电举国计划”，将核电作为国家战略，1973-1980年新建15座核电站，投入资金超500亿法郎，核电占总发电量比重从1973年的8%升至1980年的24%，成为欧洲核电占比最高的国家。为保障核电安全，法国成立专门的核电监管机构，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与安全规程，同时建立“能源节约基金”，补贴企业进行节能改造，1980年工业单位产值能耗较1973年下降25%。
在区域层面，法国积极推动区域内部“能源互联”，建设法德天然气管道、法西输电线路，提升区域能源韧性，同时牵头制定欧盟节能标准，推动成员国协同降低石油依赖。
三、1970年应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各国政策应对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危机恢复速度、经济增长动能和能源安全韧性的分化。从政策效果看，注重市场化改革、技术创新及结构转型的经济体（如日本、德国），不仅更快抵御了危机冲击，还培育了新的增长优势；过度依赖行政管控、忽视长期转型的经济体（如英国初期、美国第一次危机时期），则面临通胀反复、增长乏力的困境。
在能源效率提升方面，日本领跑全球（图表16-17）。两次危机期间，主要经济体通过政策组合推动能源利用效率大幅提升，但因政策力度与执行路径不同，效果呈现明显分化。
日本凭借《节能法》的强制约束与“月光计划”的技术支撑，成为全球节能效率最高的经济体。1973-1980年，日本单位GDP石油消耗下降32%，远超美国、英国、德国及法国平均24%的降幅。汽车领域，日本车企通过小型化、轻量化技术，将汽车平均油耗从1973年15mpg提升至1980年32mpg，节能效果是美国的1.4倍，这也为日本汽车后续抢占全球市场奠定了基础。
美国在第一次危机时期，因过度依赖行政管控（如价格管制），能源效率提升缓慢，1973-1978年单位GDP石油消耗仅下降12%；1979年后，随着CAFE汽车能效标准落地（要求1985年汽车平均油耗达27.5mpg）、油价市场化改革推进，效率提升速度加快，1978-1980年单位GDP石油消耗降幅扩大至13%。
德国依托产业配额与核电替代的双重路径，能源效率提升位居欧洲首位。1973-1980年，德国单位GDP石油消耗下降28%，其中化工、机械制造等行业通过政府补贴完成节能改造。核电的大规模应用也间接推动了效率提升。相比之下，英国因初期政策摇摆（如“三日工作周”的极端限电），能源效率提升相对滞后，1973-1980年单位GDP石油消耗仅下降18%，工业单位产值能耗降幅19%，直到北海油田投产、市场化改革推进后，效率提升才逐步加快。
各国通过本土增产与结构转型降低石油进口依赖度。两次危机期间，主要经济体通过本土资源开发或节能与替代能源的路径，均实现了依赖度下降，但路径差异导致了长期韧性的不同。
美国与英国凭借本土油气资源开发，实现了依赖度的快速下降。美国通过阿拉斯加输油管道投产（1977年），新增本土原油供应日均100万桶，叠加进口配额政策（1979年进口量不超1977年水平），1985年石油进口依赖度从1973年的36%降至33%，日均石油进口量减少80万桶（图表18-19）。英国则依托北海油田的开发，1975年首口油井投产，1980年本土原油产量达日均167万桶，较1975年增长近50倍（图表20）。
日本与德国因本土资源匮乏，选择节能与替代能源的路径降低依赖风险。日本虽石油进口量未明显下降，但通过节能政策大幅降低了石油消费强度，石油占能源消费比重从1973年的77%降至1980年的63%；同时，日本建立90天石油战略储备（1980年），并将从中东以外地区进口石油占比从10%升至25%，进一步分散风险。德国则通过核电替代与天然气进口多元化，1980年石油占能源消费比重从1973年的40%降至32%，天然气占比从18%升至25%，尽管仍保持较高依赖度，但能源消费结构的多元化显著提升了抗风险能力。
长期而言，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深刻改变了全球能源生产、消费、治理与定价的底层逻辑，形成了延续至今的能源治理框架与市场格局。
建立全球能源安全治理机制。1974年2月，美国联合加拿大、日本及欧洲16国成立国际能源署（IEA），核心目标是“协调成员国能源政策，应对石油供应中断，保障能源安全”。IEA建立的两大核心机制，至今仍是全球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柱：一是石油供应应急共享机制，规定当某一成员国面临石油供应短缺（短缺量超7%）时，其他成员国需按比例调配石油储备，共同分担供应压力，这一机制在1990年海湾战争、2022年俄乌冲突中均发挥了关键作用；二是战略石油储备最低标准，强制要求成员国维持至少90天石油进口量的战略储备，且储备形式需具备“快速动用能力”（如美国的盐穴储备、日本的地下岩洞储备），这一标准后来成为全球石油进口国普遍遵循的原则。
形成战略石油储备制度。危机后，主要石油进口国纷纷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制度。1975年，美国正式建立战略石油储备（SPR），选择在墨西哥湾沿岸的盐穴中储存石油。日本、德国等资源匮乏国则建立了“多元化储备体系”。日本1975年通过《石油储备法》，要求石油进口商与炼油企业强制储备石油，同时政府建立“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如地下岩洞、海上储罐）。德国则采取政府储备与企业义务储备结合模式，且储备品种涵盖原油、汽油、柴油等。
能源结构转型，构建多元能源体系。危机后，全球掀起了第一次能源结构转型浪潮，核心是降低石油依赖、发展替代能源，这一转型不仅改变了各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也重塑了全球能源产业格局。
1）法国的核电举国战略是能源结构转型的典范。1974年，法国启动梅斯梅尔计划（Plan Messmer），将核电作为摆脱石油依赖的核心路径——当时法国石油进口依赖度超90%，电力行业石油占比达40%，危机导致电力成本飙升。该计划明确提出“15年内新建56座核电站”，通过“统一技术标准、集中审批流程、政府财政补贴”的模式，快速推进核电建设。
2）英国则通过本土油气开发实现能源结构自主。1975年北海油田首口油井投产，1980年本土原油产量达日均150万桶，1985年进一步增至250万桶，超过国内消费量。
3）美国通过CAFE汽车能效标准，推动汽车油耗从1973年14mpg提升至1985年27.5mpg。
4）日本1979年实施《节能法》，1980年单位GDP石油消耗较1973年下降32%，同时启动“月光计划”，研发太阳能、风能技术，为后续可再生能源发展奠定基础。
石油市场金融化。1983年4月，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推出WTI原油期货合约，WTI原油期货合约具有“标准化、可交易、可对冲”的特点，不仅为石油生产商、炼油企业提供了价格风险管理工具，还吸引了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参与，形成了“现货市场+期货市场”联动的定价体系。此后，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现ICE）于1988年推出布伦特原油期货合约，全球原油定价形成了以WTI和布伦特为核心的基准，覆盖了不同品质、不同区域的原油贸易，使全球石油市场更具弹性与效率。
石油美元体系确立。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亟需新的价值支撑来维持其全球储备货币地位。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促使美国意识到石油的战略地位，并与OPEC国家达成石油出口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协议，由此开始形成海湾国家以出口能源和其他基础原材料换取美元、然后把美元投资美国国债或其他资产的石油美元体系。
四、历史虽难以复刻，但会押韵近期，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实施价格干预和需求管控政策，高油价的社会成本和增长冲击已开始显现。随着美以伊冲突持续时长超预期、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全球各国及国际机构相继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主要包括：（1）保障供应：包括释放战略石油储备、限制本国能源出口、提高石油外能源占比、推动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等措施；（2）价格干预：主要是通过直接价格管控、财政补贴、及税收调整等措施来抑制能源价格向居民消费价格的传导；（3）需求管控：通过限制居民、工业、航空业能源使用等措施来降低能源需求（图表22）。
中长期，此次美以伊冲突可能会推动各国加快实现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进一步增加战略能源储备，并加速向光伏、风电等新能源转型。作为全球重要能源生产地之一，中东地区稳定性下降可能会推动全球各国寻求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并进一步增加战略能源储备。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导致原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供应中断，暴露传统能源体系的脆弱性。而高油价提升光伏、风电等新能源的经济性，且新能源也更有利于提升各国能源的自主性。随着光伏、风电、储能等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新能源发电成本已明显回落，各国或将加大新能源投入，推动能源多元化转型（图表23）。
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领先全球，未来能源成本优势有望扩大。中国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与消费，并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鼓励技术创新等方式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2020年9月，中国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带动“十四五”期间能源转型加速。根据国家能源局统计，“十四五”期间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40%提升至60%左右。随着光伏和风电发电量快速增长，国内火电发电量占比已从2019年的72%回落至2025年的66%（图表24和25）。受益于国内新能源产能的大幅扩张，中国新能源发电及储能成本大幅下降，规模效应下、新能源成本还有望进一步下行，或将继续增强中国制造业竞争力。
本文来源：华泰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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